无论是从人类学、文化学甚至多愁善感的诗人、见多识广的游客的角度来看，除了让人耳目一新之外，这种古老的人与茶的关系,都会在心灵深处引起一些震撼——只要或多或少地了解一点茶，了解一点儿茶文化的历史，尤其是了解那个著名的神农氏勇尝百草而发现茶的先知般的献身故事，就会引起你的震撼。不一定需要读过唐代那位身世飘零的幕客——樊绰，在他用心良苦撰写的著名的《蛮书》里漫不经心的一句话：“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关于这句话的是非争端已在前文有所条缕）。

　　根据现在可考的、少得可怜的文献，我们知道，攸乐茶山明朝初年至少已有茶园四千亩以上，大规模商业种植的历史，只能由明朝千年左右为基点，向弥漫茶香的岁月之河的深处追溯。然而，就像一位历史学家所言：茶叶是和平的使者，但人对待使者的态度并不平和。他指的是鸦片战争、美国独立战争等影响世界历史的重大战争，起始因素都与茶有关。（甚至我相信，今天欧盟制定的茶叶进口标准，从健康的角度无可非议，但隐藏在苛刻琐细的数字指标后的态度并不一定完全和平。）回顾自秦至清浩瀚漫邈的中华帝国史，中央王朝只要力所能及，对西南边陲扩张版图的野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尽管采取的形式时而金戈铁马，时而银笙玉笛；干戈玉帛交替翻覆，王道霸道兼而有之。西双版纳，由于历史上比蜀道更难的交通阻绝、周边国度的复杂关系、与中原形神迥异的文化风俗使得直到清王朝才实现对这片奇异山川的文化经济的颇为成功的控制。而对于古老的基诺山来说，期间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雍正七年（1729年）建置普洱府时，在今日的攸乐山茨通老寨设立攸乐同知，筑起了攸乐城，并计划将之建成滇南重镇。其目的除了政治上对车里宣慰司形成军事统辖、威慑沿澜沧江而下东南亚各国外，还要实现对古六大茶山的茶业经济进行有效控制。清政府在茨通设同知一员，右营游击武官一名，驻兵五百，设盐课司，派使员2名，同时还规定，除了江内的茶业要受江外盐课司的管控外，江外的车里宣慰司要岁纳银粮。这当然是配合云贵总督鄂尔泰设总茶店于思茅，统管六大茶山之茶叶贸易“以笼其权利”重要政治举措；据《云南事略》载，鄂尔泰手下干练而残忍的思茅通判朱秀，“将新旧商民悉行驱逐，逗留或复入者，俱枷责押回，令茶户将茶尽数运至总店，领给价值，私相买卖者罪之，稽查严密，民甚难堪”。设立攸乐同知的政治影响，也许就是阮福、檀萃等压根没到过西双版纳的清朝官员，在他们的志录里为何把攸乐山列为古六大茶山之首的原因；在攸乐同知设置后的整整七十年的嘉庆四年(1799年)六月的一个下午，一个小小的场景与攸乐茶山当年的政治军事风云相映成趣：乾隆进士、长期在滇任职的安徽人檀萃，在著名的武昌黄鹤楼上，对着漫漫汉江，把酒临风，一边与楚中文友们谈笑风生，一边挥毫濡墨，为自己倾注了不少心血刚写完的《滇海虞衡志》作序。耐人寻味的是，在滇为官时的檀萃清正不阿、兴学劝农、对老百姓颇有悲悯意识，但《滇海虞衡志》也站在皇家政治经济学的立场，称六大茶山的茶“可谓大钱粮矣”。

    　攸乐同知设立六年后，即因瘴气太盛、士卒多病等原因，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迁往思茅。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茨通老寨的攸乐同知旧址，只有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草树杂木，那些见证五百清兵威风的残砖破瓦，零零星星地散落在地上，有的已经被泥土掩埋；仔细辨认那些早已青苔斑驳的图案，很难在这样天朗气清、风和日丽的日子，把它的存在与当年雍正皇帝和它的心腹大臣鄂尔泰的深心密虑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