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清政府在普洱征收茶捐，每一百斤茶发茶引一引，当年发茶引三千两计算，当年普洱府作为商品流通的茶叶仅三千担左右。到清咸同年间，“仅倚邦易武各茶山所近万担。”到清末，普洱茶年销量可达四、五万担。

销往全国各地的普洱茶，以西藏、四川的销量最大，还由四川转销入西藏。

茶在藏族同胞的生活中非常重要。《续云南通志长编》载：“本省地近藏卫，藏人嗜茶成癖，与蒙古茶与牦牛油混合，加盐煮食之，名曰酥油茶，日不可缺。”平均每人每年食茶约国币三元至三十元，合康、藏、滇边食用国茶者，姑以三万计，则每年不下千余万元。”因此，藏地“倚茶为命”，可谓“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整个藏区对茶叶的需求量很大。

自唐以来，茶一直是滇藏贸易的重要商品。清檀萃《滇海虞衡志》载：“普洱府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茶已自唐时。”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条》载：“金齿百夷，交易五日一集。旦则妇人为市，日中则市。以毡、布、盐、茶相互贸易。”其中：“毡”就是西藏特产。说明元代滇藏两地已有相当规模的“毡”、“茶”贸易。只是由于运销不济，销量一直没有川茶好。

1923年，滇藏茶商马铸材、董耀廷、张相诚、张相如、杨守其首辟了由佛海至缅甸景栋达仰光，转印度至西藏噶伦堡再折入拉萨的滇缅印藏“新茶叶路”。这条道路开辟后，马帮运销力增强，经营滇藏茶叶商号“年约只能共做（茶叶）”五六千包（每包40公斤，内装紧茶18筒），以后增至数万包。普洱茶在西藏销量迅速增长，曾一度取代了川茶在西藏的重要地位，当时印度销往西藏的锡兰茶在滇茶的迅猛冲击下不堪一击。

随着茶销量的增加，普洱茶名气大盛，走入市井，广受喜爱。清末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就有喝普洱茶珍品“女儿茶”的描写。到民国年间，普洱茶已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声誉。柴萼在其《梵天庐丛录》中写道：“普洱茶产云南洱山，性温味重……产易武倚帮者尤佳。品茶者谓普洱之比龙井，犹少陵之比渊明。”徐珂也在其《梦湘呓语》一书中写道：“珂生平不喜龙井，而嗜云南之普洱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