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六大茶山在解放前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使茶叶生产几临灭绝的边缘。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茶叶生产逐渐好转，但后来受了极左路线的干扰，迄今仍未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在当前重新安排祖国山河，进行农业区划之际，笔者谨向正在进行祖国热区农业区划曼腊试点的工作队的同志们建议，根据同志们在勐腊山区所调查了解的生态环境、工农业生产、动力、燃料、交通运输及劳动力等目前及今后可能发展的各种条件，结合普洱茶古六大茶山历史产销及现在国际贸易对以云南大叶茶种所制红碎茶和普洱茶的迫切需求情况，把恢复和发展古六大茶山的茶叶生产作为勐腊热区农业区划中的主要农事来安排，使古六大茶山为实现社会主义祖国四化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愿古“六大茶山”永放光芒！

注22：见本篇首节“六大茶山”名称及位置摘引的普洱府志稿卷之十九《檀翠滇海虞衡志》语。

注23：1933年云南民众教育管编《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上，范义田谈江边古宗说：“古宗（藏族别支）巨商骑马千百，入内地市布盐茶，而普洱茶尤为日常嗜好，每年出而运载，为数不下巨万，名曰‘赶茶山’，归则顺往鸡足山精舍顶礼，名曰‘朝鸡山’。赶茶山正当夏历九月，常以四五百匹马结成一大帮，大老板背负三、四寸黄金佛，腰悬金饰挂刀，并配十响五子新式手枪，烹浓茶，饮酥油，黎明出发，过午便息，耐劳经寒长于跋涉，非内地人所能及。”1955年茶试站省茶干班及1962年勐腊农技站易武茶区调查报告说：“清雍正道光年间易武曾产圆茶10000担销南洋一带，清咸丰战后降到5500担，光绪甲申年间中发战争外销受阻产量急降。1919年到1936年圆茶销国外乌德勐板、河内海防等市场并转销香港和南洋。

注24：普洱府志稿卷之十九《食货志》六说：“国家财用所繁也，普洱物产丰饶，盐茶榷税之利甲于滇南。”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初稿引《云南事略》说：“清皇朝在思茅设立茶叶总店，垄断当地各族人民所赖以为生的茶叶，私相买卖者罪之，短价强买，百斤之茶，只得其半，文官责之以贡茶，武官挟之以生息。”

1961年5月西双版纳州人委会编写的《西双版纳茶叶发展概况》说：光绪11年到23年清政府规定，每驮茶收捐税白银三两，除思茅厅收茶叶税外，又在易武、勐烈（江城）设分关，征收茶税。1898年云贵总督奉清把思茅厅地所产的普洱茶照海关土药税的办法，征收2％的落地厘金，加上原来每驮茶叶捐银三两，更加重了茶农的负担。

注25：1933年云南民众教育管编印《云南边境地问题研究》上册王图瑞云南西北边地状况纪略说：“云南对于康藏一带的贸易，出口货品以茶叶为最大，康藏人民的茶叶消耗能力，可算是世界第一，他们每日三餐，一刻不能没有茶叶，所以云南的十万驮粗茶叶，三分之二以上都往康藏一带销售，普思沿边的产茶区域，常见康藏及中甸阿墩子的商人来往如梭，每年贸易总额不下数百万元之巨，最近期间因英人的操纵，云南的茶商被他们几乎压倒，如油印度方面组织大规模的茶叶公司，利用中国的奸商邦达昌号（系有达赖活佛出股一半组织而成），其能力可以操纵康藏之商务，至今省内的小茶商大受影响，而英人在缅甸、印度一带竭力栽培茶树，已渐著成效，长此以往，云南茶叶前途，将不知如何了局，我们从经济方面考察，尤为惊怕焦虑，中国政府应有所补救才好。”

解放前的佛海复兴茶号老板李佛一先生著的《佛海茶区概况》说：“佛海茶叶运缅甸景栋后分两路，一路由米赛南邦曼谷到香港、上海，抗日战争后此路被堵不通。一路由景栋瑞仰仰光，印度加尔各答、葛伦保，西藏拉萨。藏族于十月到翌年三月以驮马驮运羊毛麝香等到加林埠（葛伦保）一市，在葛伦保有洪记恒盛公（勐海洪记恒盛公分号）和印商Spiceng，Nandrim及Kaipimn五家茶号专与藏人交易羊毛、药材、布匹与茶叶。藏人在葛伦保的两家羊毛打包厂Pandacheng与Sundacheng亦收购茶叶，只2000驮以下。”

西双版纳州人委会编写的《西双版纳茶叶发展概况》说：“英发帝国主义为了政治阴谋，采取各种手段，通过中国的买办阶级，把在几百年前就形成的普洱茶市场，移至思茅，再移勐海，英国商人则在缅甸景栋坐收渔利。茶叶由买办阶级垄断收购后卖给英人，再由印度运经加尔各答、个论葛伦保转运到我国西藏，英帝国主义在缅甸设卡征收茶叶税、入境人头税、护照税、骡马税等进行残酷的中间剥削，同时以茶叶换取西藏的羊毛、皮革等工业原料，加工后再运来中国，藏族人民就很少来普洱、勐海买茶了，英帝国主义规定，未经英国允许，一律不准把茶叶直接运到西藏。”

1980年8月12日脱稿于云南省农科院茶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