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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六大茶山和其他一些产茶区的少数民族,均以茶作主要经济来源和物物相换的对象,所以几乎处处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云集。据考,这一时期每年约有马帮五万匹于春秋二季来回于滇西、滇南及缅、越、老等地运输茶叶,随着茶叶运输的繁忙,客栈、食馆、商店也应运而起,生意兴旺,第三产业在交通沿线发展起来。往来于思普区的马帮运输有几条干线。其一,由下关经凤庆(顺宁)、云县、临沧、景东、景谷、双江运输勐库茶、凤庆茶至下关加工为沱茶,每年约有驮马4—6千匹驮运。其二,由蒙自向西至临安(建水)、石屏,往南至城抵西双版纳。其三,以玉溪为起点,经石屏、元江、磨黑至普洱思茅。海关的设立也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运销。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1日),清政府与法国在北京签订《中法商务专条》,其中第三条规定:“议定云南之思茅开为法越通商处所。”光绪二十三正月初三日(1897年2月4日),英国又强迫清廷在北京订立《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将在思茅设立英国领事官驻扎。”,根据上述条款,1897年1月2日,法国在思茅建立了海关。1902年5月8日,英国在思茅建立海关。据海关统计,自民国元年巨民国十二年(1912—1923)经由思茅海关出口的红茶,价值白银110210两。
普洱茶发展了,产量增多了,利润增多了,而封建官府对茶商茶农的课税和勒索也增加了。光绪年间,云贵总督在普洱增设盐茶道,下设官茶局及盐举司,加重了茶商、茶农的苛派。由于茶捐过重,茶农受损,茶商亦无利可图,以至造成“普洱产茶,颇为民害”(见吴应枚《滇南杂记》。)到光绪末年,普洱茶已由过去年产八万担的高峰跌落到五万担。许多茶商和马帮只得另走他途,过去马帮络驿,商贾云集的景象一蹶不振。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全区茶叶产量降到15000担。到1949年时,全区茶叶种植残存面积仅31400亩,产量仅6992担,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普洱茶马道亦从兴盛逐渐走向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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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来源):黄桂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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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十九世纪在思普区进行茶叶贸易的茶商有两大部分,石屏茶商主要垄断易武茶区的茶叶运销;腾越、思茅茶商主要垄断勐海、勐遮茶叶的运销。此外,中甸、德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