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理——孕育近代商帮的温床

   在滇藏茶马古道上，大理是一个不能不提及的地方，这不仅因为大理是唐宋时期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茶马古道上的中转站之一，更因为大理曾经出现过一大批从事滇藏间茶马贸易的著名商人。大理商帮是云南商业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商人群体。早在唐朝时期，大理喜洲一带就已经出现了专事贸迁的从商者，至清代以后，大理的商人群体有很大发展，其中鹤庆商人是比较活跃的群体，李记兴的《商务绪言》记载，“自乾隆中叶至道光年间，一般人民多越境以谋生活，……多致巨资者”。清代嘉庆年间，大理的商人开始开办商号，著名的有大理马久邑村杨士元创建的“三元号”、“裕和号”、“九和号”，喜洲的德兴号、顺兴号、庆顺号，鹤庆人舒金和开店三十余处，号称“李百万”的李鸿康在下关有“同心德”商号，并在鹤庆、西康（今川藏交界区域）成都设分号。李鸿康的商号主要经营滇川藏之间的贸易，也是滇藏贸易的重要推动者。在近代云南开关以后，大理喜洲商人针对市场及物资的变化，及时确定目标市场，提出“川销滇茶，缅销生丝（四川丝织品）”的经营方针，大大拓开了滇茶的市场范围。

四、丽江——茶马古道的咽喉、滇藏贸易中心

丽江地处青藏高原南端山峡耸峙的横断山脉、金沙江流域，东邻四川，北接西藏，南下大理，是云南西北的一颗明珠。滇藏茶马古道从南往北推进，丽江是其进藏的必经之地，换句话说，丽江是茶马古道上的咽喉。

丽江大研镇是滇藏贸易的集散地，南来北往的藏族马帮在此落脚，丽江的气候、纳西族的风土人情，都为藏族所喜闻乐道。到货的转手、回程货物的备办，都需要些时日，于是，大研镇旅馆业应运而生，并派生出经纪、草料等行业。丽江的马帮旅馆业集中在牛家巷、积善巷、双石桥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大研镇新义街。

抗战期间，新义街的石板路上，蹄声杂沓，非常热闹。马店主人以信为本，以诚待客，他们之间可以用藏语拉家常、说笑话，无拘无束，其乐融融。店主还兼任介绍生意和购买商品的经纪人，谈报酬是明来明去，不沾半点不义之财。客厅设有藏式火塘，席上铺有高级褥子，酥油茶罐、茶桶、摇壶等一应俱全，在此藏族客商食宿很方便，有宾至如归之感。店主还为藏商保管贵重物品，而从未发生过丢失现象，为客商操办进藏商品做到迅速及时，准确无误。藏族性格耿直豪放，历来对纳西族的诚实厚道深信不疑，互相信任，情同手足。如果要做一笔较大的生意，也请“乃补”（店主）参与其中，直到成交，或将剩余商品寄存于店主家中，请店主代销售，来年再行结帐。

抗战时期是茶马古道最繁忙的时期，也是丽江商业的鼎盛时期。丽江的大商家迅速崛起，商号有仁和昌、达记、裕春和、春和祥等，大老板有杨绍尧、李达三、周殿侯、赵紫垣、袁双和、田裕丰等，他们资金雄厚。常驻丽江的外地商号有喜洲的永昌祥、鸿兴源、复顺和，腾冲的茂恒、协树昌、顺宁，昆明的新兴，鹤庆的恒盛公、长兴昌、解省三，北京的兴记、刘德三，中甸的铸记，还有山东、四川等地的商号。其中有不少人是当时的大资本家。

1942年，赵紫垣的恒和号代表赵琴修、木度常驻印度加尔各答。1943年丽江商号陆续派往印度的约有20人。常驻印度噶伦堡的有仁和昌、达记、裕春和、长兴昌、恒盛公、铸记等。原来噶伦堡的老华侨有张相臣、马铸材、马青山（即世顺和）、杨守其，山东的王云宝以及华侨商号腾冲洪盛祥，鹤庆恒盛公，北京兴记，藏商帮达昌（老板是西藏驻亚东边防官）、热真昌（经理公本腊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随行官三都昌）。常驻加尔各签的商号有永昌祥、茂恒、新兴、永茂和。短期逗留，办理一批货物后运回国内的有协树昌等10多家，还有拉萨、昌都的中上层官商和康藏各地的资本家，都参与外贸，把货物源源运往丽江，转口内地。驻丽江的银行有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富滇、兴文、益华、矿业及合作金库等9家，重庆银行则委托鹤庆郜姓经办。